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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王斑教授

时间:2015年11月25日

问:王斑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收我的采访。您这次来清华讲学,在全校演讲上提到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对一些非文科专业的同学来说,可能还有些陌生。如何研究世界文学呢?是否一个学者需要流利地掌握3-4种语言,才能实现研究世界文学的可能?

王斑教授:在美国,研究世界文学的学者大部分在比较文学系,一般要求学生掌握2-3门外语,英文系的要求会低一些。但是从方法论上讲,对于理解和研究世界文学,多种语言的掌握只是一方面,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一方面。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世界的结构,所以我在讲演的时候说,如何去想象世界直接影响了我们如何想象文学。世界这个概念到底包涵了什么东西?我讲到了几个渠道,或者说想象世界的几个方法。

一个是“大写的人”,人文主义的人。这个概念意思是人类有共同的感情、向往和希望。用美国的一位世界主义和人文主义哲学家玛莎•娜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话说,就是人与人之间惺惺相惜的同伴之情(fellow feelings)。那些与读者的具体生活相隔万水千山的作品,或者跨越了古今千载的文章,都能被人们所理解,甚至产生对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另一个方式是商品。人们可以通过商品的流通想象世界。谁都可以被调教而去欣赏星巴克的咖啡就是一个例子。这也是一种想象的方法。而我自己比较认同的,是在整个社会运动、政治改革过程中,社会理想的沟通,政治目标的共识。回到反殖反帝的时代,一个民族做的事和另一个民族做的事,一个群体做的事与另外一个群体做的事,能够沟通,相互理解,这种沟通与理解可以反映在文学上。这是另一种想象世界的方式,把世界想象成不同群体,社群之间相互联系。他们之间通过努力不仅可以沟通,甚至可以在改革和革命运动中互动对话。这样,世界就不是单一的整体,而是由不同阶层、群体构成的。少数人可能霸占了一块地方,他们掌握着话语权、统治权,而那些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可能会占据世界的另外一块,促成改革或革命运动。这也是一个理解世界文学的契机。

问: 按照您说的第三种想象世界的方式,少数族群在参与或组织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是否将打破原来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带来新的社会结构?

王斑教授: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使我想到了在讲演的过程中,有个老师问世界文学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能不能实现。就“能不能实现”这个问题,我觉得从读文学上很难给出满意的答案。就像“大写的人”这种方法,我以为从审美感情上我们和远方的人灵犀相通,但这个大写的人是否真的存在仍是个问题。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想象的沟通,并不涉及创造新世界

在以社会运动为基础的文学交流中,比如和非洲、拉美、欧洲的交流,以及鲁迅曾讲到的和东欧小民族的沟通,这种沟通确实具有实践的可能性。过去我们翻译外国作品的时候,认为翻译外国作品可以帮助实现一种理想的社会,使想象的东西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使梦想照进现实。

现在有没有这种可能?局部还是有。我能想到的,是美国的少数族裔群体间的交流创作活动——是草根、普通人之间沟通。世界的“南方”的反霸权的文化,也可以是一种世界文学。他们不消费好莱坞那些非常肤浅、文化霸权的东西,而是和其它族群的人一起工作,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问: 国内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或者是比我们再年长些的人,大都在消费网络文学,阅读经典作品的人越来越少。不知这个现象在美国是否也存在?这种读者群的锐减,会否对文学本身构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王斑教授: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美国的社交媒体也很厉害,比如Twitter, Facebook这些,在微信普及之前就已经很有影响。正面的现象是,“脸书”(Facebook)目前是比较成熟的讨论平台,大家读了一些有思想价值的书,可以在上面讨论。很多大学生正在这么做,他们会非常投入地讨论问题。但也有人只是为了晒,炫耀阅读量,甚至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讲话,这类情况也很多。对于网络文学把大量读者从经典文本中拉走的现象,确实让人很忧虑。

      我们教文学的人也觉得很难抓住学生的注意,让他们静下心来读经典,这是个很大问题,甚至造成了不小的危机。

美国有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传统,上了大学,就必须经过这一步,否则就不能称为大学生。所以还是有一部分人对阅读经典有很大热情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生一年级的宿舍里就经常举办阅读经典的讨论班,有点像清华的世文班。不光学生,老师也住在那里,读的都是经典,名著,吃完饭可以一起讨论,这种课程设置很受欢迎。

问:  您刚才提到的和学生们住在一起,阅读经典,一起讨论的老师,他们是专职做这件事吗?

王斑教授:他们就是大学里的教师、教授,他们很愿意了解学生的生活,与学生同吃同住。当然也有好的待遇,学校给老师免房费。特别是年轻老师,他们很愿意做这件事。我去过一两次,那儿的气氛非常好。大家都坐在小饭厅的沙发上、地毯上,一个老师在讲,然后进行讨论,像沙龙一样。

问:嗯!王老师,一方面人文学者想促进政治改革,但另一方面读者群锐减,这种情况下,那些重要的观念是否很难落于实处?您怎么看?

王斑教授:我讲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其实是塑造公民人格的途径,国内称为“通识教育”。不光是学知识,更多是提高公德,公德就是说对国家要有承担,对社会要有用。有用不是说技术专长上有用,掌握有某项专业知识,而是有更大的公共目标。不一定是当领导,却是说“能做到领导做的事情”,要求人要有全局观念。这就是通识教育要做的事情,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仅有专业技术的人。

如果没有这个意识,学文学只是为了个人的审美趣味,仅仅为了花前月下,或标榜自己的才学,用文学炫酷,那就有些偏差了。文学还有另一个层面。

问:社会责任?

王斑教授:是,社会责任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启蒙的传统。过去有人认为,通识教育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是个解构的说法,即解构宏大叙述,认为通识教育培养资产阶级社会的市民——安分守己的,规规矩矩的,不闹事。但这种说法也会有些偏差。在中国,我认为通识教育培养公众人格,有责任心的人格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完全专业化、科层化,或是为了单纯的审美趣味。

问: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您自身的求学经历。您学习外文出身,现在在美国生活教学,从事相当一部分关于中国的研究,您的背景对您从事的研究有什么样帮助?或者说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王斑教授: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常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说出去之后,从外看内,可能有一点优势。不过,我们要是用这样的观点评判西方人对中国的观察,他们一直在外面,是不是他们更有优势?

       我自己在中国受了教育,直到读完硕士才出国,所以也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经历。出去再用所谓西方的观点观察中国的文学,这个说法有问题。我是觉得所谓西方的观点也不纯是西方的,中西的沟通早就在进行。并不是说我们到了外面,才开始从外往里看。西方启蒙的观点,关于人的观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观点,从晚清开始,就在逐渐融入中国的文化。它们融入五四的文化中去了。所以我觉得用西方的观点看中国,并不是说用截然不同的观点看中国。

        用西方的观点看中国,这个说法还要再推敲。从历史上看,中西的历史错综交融,融合点很多。到底有什么优势或劣势,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要看历史的脉络,交合点到底是什么地方。

问:您做研究的角度,和学习中文出身的学者会有什么不同吗?

王斑教授:在美国,我的很多同事都是学习中文出身的,但是学习了美国的那套话语后,大家都是不中不西。很多西方的思想不完全是西方的思想,比如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也有东方文化的参与,就不完全是西方的;西方的主流文化和观点中有很多更早期的来自东方的想法。我觉得学习中文出身和学习外文出身的学者没有太大差别。比如,很多中文的书我主要是在国外看的,我的一部分中国文学底子也是在国外打的。出国前读中国文学根本没有想到研究,出国后才真正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角度对中国的文学和思想进行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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